近日，一则“同济博士生替父母扫马路”的微博火了：29岁的小钱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由于家境贫困，五六年前父母为了他读书就到嘉兴做环卫清洁工，省吃俭用很辛苦。小钱暑期早上帮父母扫马路，减轻他们劳累。有人感动点赞，也有人认为父母太辛苦、当事人应该早点出来工作减轻负担（据8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读书的孩子，暑假为清洁工父母扫马路———这大概是再正常不过的凡俗小事。但，因为有个“同济博士”的标签，一切赞美与诋毁便显得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
　　说感动，大概是因为仰视了“同济博士”的精英身份，觉得“扫天下”的双手，怎么能握起扫马路的扫帚呢？有时间看看书、做点科研，好像价值更大些。说诋毁，大概是因为俯视了“博士生”在市场上市侩的性价比，于是认为“父母劳累了一辈子，到现在这人还赖在学校不走”，不是工作恐惧症就是不知道分担家庭负担。这样一想，扫马路亦非良心之举。
　　不过，这些天马行空又脑洞大开的评价，显然脱离了两个基本的语境：第一，穷孩子或者贫困家庭，亦有选择人生模式的自由权利。读博士，不是富人的“专利”。要不然，经济地位的三六九等，就可以直接区隔出教育程度上的优劣了。社会若固化至此，贫富世袭、阶层分化，岂非倒退几个世纪？
　　第二，扫马路或者洗碗做饭，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寻常人家的伦理日常罢了。博士生也好、高级干部也罢，在家庭关系中，总要扮演为人子女的角色。父母是清洁工，则陪其上马路；父母是农民，则陪其下农田……这应该是最温暖又最走心的“陪伴”。《诗经·小雅》有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以传统孝道为核心的感恩文化，千百年来成为国人品性中最温润敦厚的部分。懂得分担家务、体恤父母，无论大小责任，总是一片冰心。就像当事人母亲说的，“我叫他不用去，要去也再多睡一会儿再去，可他从来不听，还爬起来给我烧早饭……”惜取父母恩，不忘本、守初心，即便是凡人小善，亦叫人热血生暖。
　　当然，“博士生替父母扫街”之所以撩人眼球，无非是舆论传播的标签思维所致。 值得警惕的是，在公众谈论博士生该不该、 对不对的同时，已然对清洁工这个职业戴上了歧视性的有色眼镜。 试问，如果扫马路真是有尊严而有荣光的公共职业，“博士生”的身份还会与之形成话题上的断裂感吗？ 说得更直白一些，因为你觉得清洁工是低下的、是属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因此，博士生子女抡起扫帚的同时， 才有了心理上的“难度系数”与围观的“惊诧程度”。可问题是，今天的清洁工，为何还是个需要被悲悯的职业选择呢？
   一屋不扫，天下难扫。城市也好，家庭也好，保洁并不是个低下的工作。我们在褒扬博士生孝亲敬老的同时，亦该让清洁工这个职业享有基本的职业尊严。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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