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去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2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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