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来之，则安之。
　　美国减税方案通过在即，全球资本竞争不可避免。不管我们的好恶如何，全球最大经济体税改的外溢性影响无法忽视。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与美国有着巨量贸易投资关系的经济体，冲击不可小觑。
　　美国减税的影响，现在还不好判断。利弊都很明显，否则也不会在参议院以极微弱优势通过。减税能够刺激投资和资本回流，但赤字也将成为天文数字。所谓尽人事、听天命，现实经济世界的路演远不像“黑板经济学”那样线性和简单，减税后的经济增长绝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充满博弈和反复。
　　我们不能影响美国，但是可以决定自己。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国税改，中国需要在保持战略定力的同时，加大力度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利用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的韧性，培育出新的增长点，进入新周期。
　　刚开始时，中国面临的压力主要是应对资本流出，以及随之带来的人民币贬值和国内资产价格下行的压力。对中国来说，这并不容易。提高利率是一个选择，但将对本就低迷的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自美国加息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一行列，中国央行则一直创新各种货币工具，拒绝加息，就是着眼于稳增长。货币宽松也是一个选择，但国内的金融去杠杆和楼市去泡沫正初见成效，货币政策拉抽屉不利于政府费心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信誉。因此，这一阶段我们的政策应该富于机变，权宜行事，充分调动起各种政策工具的弹性，尽最大可能地做好风险防御。
　　如果只是被动防御，就总是受制于人。因此，我们初期的风险防御，更多是“以空间换时间”，拉长出清的市场周期，通过增长消化杠杆和泡沫。简言之，就是为供给侧改革留出充裕时间，按照我们的节奏推进减税降费，打开市场空间，进一步对外开放，从而降低市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从而在这场由美国发起的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竞争中不落下风，甚至占据上风。
　　事实上，减税降费，一直是过去这些年我们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营改增”全面推广的减税规模约在5000亿元，个税的新税制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之中。而企业的税感之所以依旧强烈，很大程度在于公共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制度笼子外面，仍保持着随意扩张的随意性。因此，中国经济的减税降费，从技术层面是政府部门继续让利，比如降低头号税种增值税的税率，甚至是当前我们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予以调整；从战略层面则是全面深改，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有权不可任性，有权必受制衡。如此，任凭外部世界如何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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