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奋战，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3时。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未完待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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