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资料图

原题：受害人上检委会陈述案情
 长沙雨花检方首次引入“受害人陈述机制”
 
为了帮助办案人员更好地把握案件实质，发现案件真相，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首次在检委会上引入“受害人陈述机制”
 
法治周末记者 刘希平
特约撰稿　  余颖
发自湖南长沙
2017年8月16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该院检察委员会将要对一起刑事案件是否起诉进行讨论，而这次讨论与平常不同的是，作为案件受害人的张某庭也被邀请到会场陈述案情。
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夫妇，在自己名下两套房产及食品有限公司的土地和设备已经抵押给银行的情况下，依然伪造相关权证，将上述两套房产及公司的财产抵押给张某庭、罗某红夫妇，从中借款200万元。
曾某军、陶某珍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骗取他人巨额借款，是否能以诈骗罪起诉？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案情，雨花区检察院决定召开检委会，讨论此案，并首次邀请受害人在会上陈述相关案情。
雨花区检察院检委会在听取该案受害人关于案件情况的陈述后，最后作出以合同诈骗罪对曾某军、陶某珍提起公诉的决议。
 
伪造权证抵押借款
 
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系夫妻关系。2014年11月下旬，他们两人以所经营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需要现金进货为由，在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及食品有限公司的土地、设备均已被抵押在银行的情况下，以伪造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一套房屋的所有权证”为抵押，找被害人罗某红、张某庭夫妇有偿、抵押借款200万元。
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拿到上述200万元后，当天全部用于归还他人的债务。借款合同到期后，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未能按期归还200万元借款。
2016年10月，罗某红、张某庭夫妇在提起民事诉讼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所提供的房产证系伪造后，于是，罗某红夫妇撤回民事起诉，并于2016年12月15日向公安机关报案。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对案件侦查终结后，以犯罪嫌疑人曾某军、陶某珍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移送雨花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受害人上检委会陈述案情
 
案件审查过程中，因对“曾某军、陶某珍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骗取他人巨额借款，该如何定性？”雨花区检察院案件承办人员认为难以把握，于是提交检委会讨论。
在8月16日下午召开的检委会上，雨花区检察院创新司法为民形式，引入了受害人上会陈述机制。
在检委会上，此案件的承办检察官按照检委会议事规则先就案件的证据、事实、定性等进行了介绍。之后，受害人代表张某庭详细陈述了案件过程，并就检委会委员们提出的疑问一一进行了解答。据此，检委会成员对市场经济活动中民事欺诈与诈骗罪的界线、社会危害性程度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在受害人张某庭退席后，检委会委员们围绕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发表意见。最后，依据检委会议事规则决定：以合同诈骗罪对曾某军、陶某珍二人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律框架内的新探索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检察委员会是我国各级检察院进行科学民主决策的法定机构，是人民检察院的业务决策机构，是人民检察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
“我们也是第一次邀请受害人参加检委会。”雨花区检察院检察长马贤兴介绍，这是在法律框架中进行的一次新探索。
马贤兴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诈骗与一般欺诈，罪与非罪，其界线，就是社会危害性。这类犯罪往往有具体的受害人。有没有社会危害性，受害人最有发言权。
“邀请受害人参加检委会，通过受害人的陈述，让委员们更加具体细致的了解案情，对案件有更深切的理解，这不仅是对检委会规则的完善，还更是让司法公正、司法为民落地的具体措施。”马贤兴透露，一段时期以来，少数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市场经济活动中民事欺诈与诈骗犯罪的界线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对诈骗行为的复杂性、隐蔽性、危害性认识不够，把一些受害人通过民事手段无法挽回损失、本应予以刑事追究的犯罪行为作为“民事欺诈”“民事纠纷”处理，弱化了刑事打击职能，低估了经济领域诸如集资诈骗、传销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借贷性诈骗等各种诈骗活动猖獗性、严重性，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
“既不扩大打击面，又不放纵犯罪，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各类诈骗犯罪予以刑事追究，是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马贤兴认为，引入受害人上检委会陈述机制，将帮助办案人员更好地把握案件实质，发现案件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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