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查询日志、一份疑难人员登记簿、一盒寻人启事——这是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男服务区工作人员李升的三大“法宝”。凭借这个原始“数据库”，今年32岁的李升已为百余名“无名氏”找回了名字和身份，帮助他们与家人团聚。 精神错乱、智力障碍、老年痴呆……因为身体或心理方面的原因，部分受助人员无法说清家中地址，成为救助管理工作中的疑难问题。 在救助管理站里，流传着一个“黄金七天”的说法，意思是说如果超过七天仍然未帮受助人员查清地址，一般很难再查清了，就会成为“无名氏”。而李升所面对的对象，全部都是这些长期滞留的“无名氏”。 “虽然有点辛苦，但是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我都要尽力做到最好，失踪人员的家属也很想念这些亲人，能帮到他们我就很开心了。”昨天上午，他护送一名受助人员回孝感老家，直到中午11点半才赶回救助站，他告诉记者：“我以前就有过当警察的愿望，现在也算是在实现当初的梦想吧。” 昨天，一名男子躺在地下通道内，李升（左）与他沟通 记者朱佳琦 摄 想方设法与“无名氏”搭话 一声“舅舅”成了破案线索 今年7月，一名蓬头垢面、精神异常的受助人员来到了服务区，他不愿理发、换鞋、说话，强烈的抗拒让大家束手无策。李升每天只要有时间就围着他转，从家乡风物、兴趣爱好聊到社会关系、家庭成员，想方设法与其搭话。 终于，对方放下戒备，偶尔说两句话。李升抓住零碎的信息，利用网络地图反复查找、核实，只要确定地名真实存在，便立即打电话向当地核实。无数次的失败，终于在与河南省南阳市南昭县城关镇某社区民警通话后，核实了地址，才发现这名“无名氏”因多年外出，户籍都已被注销。 32岁的李升在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男性服务区已工作近10年。他所在的男性服务区，每年大概有1.8万名男性受助人员在这里停留，接受救助服务。多年来，他见过落入传销组织侥幸逃脱的、四处乞讨看病的、被偷被骗身无分文的，也见过四处流浪四海为家的……但是，李升始终认为，最可怜的还是那些浑浑噩噩不知自己姓甚名谁、家在何方、身在何处的受助人员，虽与亲人彼此思念却无法见面。 李升把工作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到这些“无名氏”身上，用心观察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习惯，记录他们的只言片语、疯言疯语。 今年5月，青山公安分局青化派出所将一名双目失明、精神异常的青年男子送到救助站求助，该男子始终咬定自己是湖北钟祥人。为了帮他找家，市救助站特地安排工作人员护送该男子到钟祥“走游”，希望去当地唤起他的记忆或被熟人认出，结果却一无所获，只能再次将男子接回站内。在男服务区生活期间，李升时时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次，该男子与另一名受助盲人一段杂乱无章的闲扯中，李升突然听到他提到了一声“舅舅”，并且想借手机拨打舅舅电话……通过这条线索，李升顺藤摸瓜联系上了该男子的舅舅，查清了其家庭地址。原来该男子是武汉新洲人，母亲是从钟祥嫁到新洲的。 自学很多刑侦学、心理学知识 搜集179张寻人启事 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了成功“破案”，李升自学了很多刑侦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自考了大学本科，还取得了助理社会工作师证，写下了几万字的工作心得。他的微信号叫“深度追踪”，里面转载了大量与寻人有关的文章。 “帮助一个失踪人口等于帮助一个家庭。”李升的手机相册里面，密密麻麻地被疑难受助人员照片占满。李升说，这是为了方便随时比对。 在家吃着饭，他只要看到电视新闻中插播的寻人启事，就立即放下碗筷，掏出手机仔细对比。上下班路上，看到手机软件弹出的寻人消息，他也赶忙翻相册 ，“都快成职业病了”，李升笑着说。 在市救助管理站，每位受助人员入站时信息会录入数据库。输入受助人员的姓名等，就会显示其接受救助的详细信息。但这种搜索必须具备条件：姓名准确无误，而且因数据库更新，只有近两年的数据能查到。李升感到，对疑难受助人员来说，建立一个人工数据库更有效。 李升的“数据库”，是一本寻人启事文件夹，里面有寻人启事179张，是从报纸上剪切下来或者亲属送来的；一本“疑难杂症登记簿”，记载所有曾经接受过救助的特殊受助人员信息；一本工作日志，记载每天的查询内容及进程。 今年3月，一名“无名氏”被救助进站，百般查询毫无结果，本以为没有希望了。李升在翻阅寻人启事时，突然发现他与2016年的一份寻人启事上的照片有些相像，打电话一问，果然正是寻人启事上苦苦寻找的对象。 李升发现，“无名氏”大都重复流浪率较高，查出家庭地址的概率极低。因此对每一位进站的特殊受助人员，李升都将他们的情况、照片整理在“疑难杂症登记簿”上。受助人员来了后，先翻一翻登记簿，看是否曾经接受过救助。经李升之手查出的好几例疑难人员，都是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留下过“案底”的，根据簿子上记载的情况，很轻松就帮其找到了家人。 记者朱佳琦 通讯员刘路 实习生乐宛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