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成为2018年三农工作的重点之一。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近日召开的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小农的“稳定器”作用
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农户仍近2.6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7%左右，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2%左右，户均耕地面积5亩左右。在可预见的将来，纵使农户平均经营规模上升五倍、十倍，绝大多数仍属于小农户的范畴。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土地流转趋缓“拐点”已经出现。2015年，土地流转比例增速从前三年的4.3个百分点以下降到2.9个百分点，2016年进一步下降到1.8个百分点。这说明单纯依靠土地流转追求规模经营，其潜力是有限的。
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林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讨论，往往把农村改革简化为所有制、产权改革，又把产权改革简化为土地改革，把土地改革简化为土地的自由流转甚至“私有化”，以此追求所谓的“规模经营”，这种简单化的思路是不足取的。
他认为，不能轻易为了“贪大求洋”，片面鼓吹大农场以及公司化的雇佣农业。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土地资源的地形分布特征，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大农场的发展。因此必须正视小农户的长期存在，而且这种存在有其合理性，在国际上不乏成功范例。以家庭经营为特点的小农生产在我国历史上长盛不衰，现在也未必过时，未来更有其发展空间。
《农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也称，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我国农业经营中小规模的兼业农户仍然会占大多数，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可以说，没有小农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小农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
“为农民赚钱”还是“赚农民的钱”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小农发展面临诸多现实挑战，比如土地经营规模普遍较小，耕地细碎化问题较为突出，劳动生产率不高;老龄化、兼业化严重，务农收益较低;科技文化素质整体水平不高，融资能力弱，运用现代生产技术、信息手段的能力不强等。如何提升小农竞争力，把小农纳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摆在决策层面前的历史任务，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呢?
陈林认为，为农服务其实分为两种：“为农民赚钱”和“赚农民的钱”。
本来工商资本提供市场服务是在自愿、有偿的市场原则的基础上，与农民进行交易(买卖、借贷等)，只要没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赚钱，包括“赚农民的钱”，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其合法权益应予以保护。但是这种“赚农民的钱”的方式肯定不需要特别的鼓励。
此外，某些部门、机构以公共服务之名，获得各种政府资源甚至是垄断地位，尽可能收费最大化，这种所谓的“公共服务”既缺乏公共性、又排斥市场竞争，在农村的情况就是所谓“一头吃财政，一头吃农民”，也称不上“服务”。在陈林看来，“为农民赚钱”的农民合作制才是真正的为农服务。
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院长杨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今中国农业的问题，最主要的还是组织化程度低，与现代化市场无法真正对接。比如，对合作社的辅导比较缺乏，有大量的资金进行补贴，但培养合作社辅导者却缺乏资金投入。再者，对合作社发展缺少从经济、社会等角度全面的分析和评估。
“小农大合作”是出路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并首次提出“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渴望以合作经济的综合服务达到规模经营的效果。
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种能够为小农户提供生产、供销、信用等全方位综合性服务的合作社体系，是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正确方向，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归宿。
陈林认为，十九大报告中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应该是合作经济组织，或合作经济体系。只有从这个角度理解社会化服务，才能做到“为农民赚钱”。回避了合作经济组织体系这个根本，就会模糊利益的依归。
在陈林看来，越是小农生产，越是需要社会化服务，越是需要服务上的规模经营。

			
宝安临时工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