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检察机关人员转隶后，少部分领导安排为监察委副主任，多数情况是监察委委员。
“说实话，当时大家的感情挺复杂，在拥护改革的同时也有些顾虑。”谈起改革之初转隶干部的思想状况，太原市检察院原反渎职侵权局政委张秀明说，“一个是在情感上难以割舍，另一个就是在待遇和员额制上有担忧。”
转隶是改革的关键环节。监察委成立后，纪委监察委合署办公，内设机构总量不变或者内设机构中办案部门少量增加，如何安排好转隶人员，是一个需要通盘考虑的问题。
那么，检察机关人员转隶之后，都到了什么岗位？
吃下“定心丸”
转隶既需“身转”、更需“心转”。改革不可避免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对转隶干部如何合理安排就是一个大问题，一着不慎，就容易给改革深化留下疙瘩、埋下隐患。
为确保转隶人员的思想稳定，京晋浙三个试点地区通过调研座谈、会议动员、辅导培训等多种方式，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改革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把改革的政策和要求讲清楚，把干部的思想动态摸清楚，把干部对改革的期望掌握清楚，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家，最大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识。
以首批试点省份山西为例，当地在坚持纪委干部和转隶干部工作中一视同仁的前提下，对转隶干部日常关怀上高看一眼、厚爱三分。
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委书记张钰祥先后四次与检察机关转隶人员谈心谈话，深入细致地了解他们的工作经历、思想状况、有关诉求;在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名转隶干部的详细情况。据此综合考虑，合理安排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合理调配每一名转隶干部的职务、岗位，为促进下一步纪委监委人员深度融合、人尽其才，发挥监委作用夯下坚实基础。
在近期启动改革试点的地区，谈心谈话、摸清转隶人员思想动态，成了各地的“施工队长”的标准动作。他们让涉改干部既谈自身情况、认识看法，又谈意见建议、个人意愿，真正把干部的思想动态摸清楚，把干部对改革试点工作的期望掌握清楚，增强涉改干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江苏省张家港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玮介绍，改革试点启动后，市纪委由班子成员带队，分成三组，与拟转隶干部开展了多轮次、全覆盖的谈心谈话，既摸清干部的思想动态，又充分掌握其性格特点、专业特长，给每位干部精准“画像”，为下步量才使用、人岗匹配奠定基础。紧接着，对人员“精细”调配，实行纪委干部与转隶干部交叉混岗。
开展改革试点，不可避免会有一些人对改革意义认识不清，对个人职业前景、福利待遇有所担忧。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川红在谈及监察体制改革时表示，完成转隶，首先是人的转隶、关键是思想上的转隶。
“转隶后职务职级如何安排，我们进行了专门研究，明确转隶人员原有的职务职级待遇保持不变，就有关政策安排进行了详细讲解，给全体涉改干部吃下‘定心丸’。”
领导如何安置
近期，各地纷纷公示转隶干部。例如，山东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副厅级）杨增胜，山东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副厅级）李存基，都拟提名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人选。
在甘肃，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张伟，拟任省纪委副书记，提名为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人选。甘肃省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高连城，拟提名为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人选。
而从三个试点省份的情况看，检察机关人员转隶后，少部分领导安排为监察委副主任，多数情况是监察委委员。由于转隶人员安排的职务一般不兼任纪委副书记或者纪委常委，因此在纪委监委内的排名比较靠后。
早在去年1月，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省级监委领导班子搭建之际，都将同级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吸纳其中。例如，时任山西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的王海林，转隶后任省监委委员；时任浙江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的陈春玉，转隶后任浙江省监委委员。
以山西太原为例，改革伊始，选拔配备干部时，适当向转隶干斜，专门腾出一个市纪委常委的岗位安排转隶领导干部，使3名转隶前的班子成员全部进入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去年11月，其中一名转隶领导干部又被提拔为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北京的情况略有不同。北京市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市级和区级检察院反贪局长，转隶后调配为同级的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时任北京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反贪局局长的王向明，转隶后任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书记。据报道，北京全市16个区中，有13个区的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中，有区检察院原反贪局局长的身影。
大多数试点地区的反贪局副局长、反渎局局长、职务犯罪预防局局长都还没有明确职务，有少数试点地区将反贪局副局长和反渎局局长安排到中层正副职岗位，也即室主任或副主任。例如，在中纪委机关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金焕民曾是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正式转隶后担任省纪委省监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主任。
从目前公开的情况看，一般来说，检察院分管反贪反渎预防的副检察长不在转隶的范围内，反渎局局长符合一定条件和能力较强的，也会担任监察委委员。例如，浙江永康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反渎局局长，浦江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反渎局局长等人，转隶后均担任同级市县监察委员会委员。
普通干警的去向
从各试点地区的情况看，对转隶人员的普遍态度是突出人员科学配置，不分先来后到，不搞厚此薄彼。
北京立足市级转隶人数多的特点，坚持干部交叉配备、人员混合编成，做到每个部门都有纪委和检察院转隶的干部，特别是业务部门实现市纪委人员与市检察院及市检一、二、三、四分院转隶人员等6方面人员混合配置，进一步推动人员融合。
立足业务工作专业性强的特点，把具有国际追逃追赃、大要案指挥、公诉等工作经历和才能的干部，对口配备到相应职能部门，力求人岗相适、人尽其用。立足干部成长成才的特点，制定检察院转隶干部转正定级、职务晋升具体办法，既保证工资待遇不变，又实现政治待遇提升。
山西、浙江等地市级监察委成立后，根据公开新闻和已成立的监察委员会来看，试点阶段，浙江监察委员会与原纪委部门合署办公，内设机构变化不大，均是根据检察机关转隶人员和原有纪委人员情况，增设少量的纪检监察室，检察机关转隶人员主要安排在相应的纪检监察室从事相应的执纪或执法工作（根据检察机关人员原工作性质，转隶人员应该主要是从事涉嫌职务犯罪的调查工作），少部分安排到监察委监察室以外的部门，当然这是参考转隶人员原工作性质和特长进行的安排。
针对许多转隶干部职业化特点，三个先期试点地区都在人尽其才方面做足文章，重点加强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执纪审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门人员力量，把检察机关转隶干部中熟悉职务犯罪调查的业务骨干充实到执纪审查部门，把熟悉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的干部充实到案件审理室。
内设机构职务安排中，考虑到检察机关原来以办案为主且专业能力较强的实际，一般多安排在执纪审查、与案件管理或审查有关的内设机构正职或副职。转隶后有个过渡和适应期，最终发展如何还是要靠个人的能力或机遇。
例如，太原市纪委监委7个执纪审查（调查）室的室主任，转隶干部占到了6人；47名中层副职中，转隶干部有30人，占比63.8%；115名科级干部中，转隶干部有63人，占到54.8%。
“组织上对我们的工作分配、职务职级、福利待遇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安排，我真切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浙江省纪委、省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徐海峰，曾经在省检察院公诉部门工作了16年，是四级高级检察官。对于像他这样的业务干部，更多担心的是转隶之后专业是否对口。
徐海峰如愿被分配到案件审理室不久，就碰上省监委查办的第二个留置案件，由于该案过程复杂、涉及书证多，他带领3位同事提前介入，对材料提出补证意见，经过半个多月加班加点工作，使该案有了扎实的证据基础，最终成功移送省检察院提起公诉。
有分析认为，未来纪委监察委干部流动的速度比较快，面比较广，机会也将比较多。因此，对于转隶人员来说，努力提升自己、及时把握机会，或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栏目主编：陈琼珂文字编辑：陈琼珂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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