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商报-上游财经特派记者 谭柯 李阳 北京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黄爱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药产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其核心竞争力是新药研发。尤其新药研发涉及多学科合作、多单位协同参与，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产业。
据他介绍，新药研发一般可以分为前期研究，包括药物靶点确认、先导化合物确定；中期研究，包括构效关系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筛选、候选药物的选定；临床前研究，包括化学合成与质量控制、药代动力学研究、安全性药理研究、毒理学研究、制剂开发；临床研究，包括I、II、III期临床试验；新药申请批准上市等阶段。
但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的新药研发业态极不协调。黄爱龙说，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了大量的优秀科研人才及相应的仪器设备，往往致力于药物靶点确认、先导化合物确定等前期阶段研究。他们的研究通常是申报科研课题，指导研究生等开展新药研发的前期阶段研究，多数以发表文章和项目结题为目标，较少考虑中后期的研发，以致前期研究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转化，纳税人的钱未能大量有效地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药物。
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医药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薄弱，热衷于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后期研究和产业化，缺乏投入药物靶点确认、先导化合物确定等前期和中期研究的积极性。国家大量财政投入仅体现为以论文形式的基础研究成果，医药企业缺乏新药开发所必需的中期研究基础。尤其是在先导分子优化、构效关系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筛选、候选药物的选定这个中间阶段，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投资，新药研发形成“哑铃”体系，只管两头不顾中间，阻断了药物研发管线的畅通。
黄爱龙建议，应合理统筹规划药物研发管线的制度设计，建议财政资金加大新药研发的前期投入，中期主要由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医药企业主导药物研发后期投入，疏通现行的新药研发面临的“哑铃”瓶颈。政策上，出台研发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引导医药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前期研究、奠定接力主导新药中后期研发的基础。并鼓励各级政府与有关金融、投资机构、医药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成立新药研发引导基金，用于支持新药的中后期研发，打通新药研发管线。资金上，国家和地方财政加大新药研发初期的资助，细化专利技术的评估和产权分配制度，鼓励研发人员与引导基金或社会资本等合作，推动新药的中期阶段研发，为医药企业接手后期研发和产业化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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