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几万元补偿都谈不拢的事，最后村集体一分钱没出就顺利解决了——这段“反转”经历，让最高人民检察院派驻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格当村的第一书记秦西宁记忆犹新、受益匪浅。
　　事情得从一块菜地说起。富宁县新华镇格当村，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地区，山地占九成多，2015年底有贫困户88户3***人，其中苗族群众聚居的苏麻弄村小组，2015年才修通进村毛路，缺水严重，很多村民住的地方甚至“人畜不分”。2015年，富宁县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文山州的定点扶贫县，还定点挂钩帮扶新华镇格当村委会。2016年，最高检派干部廉士兵挂职富宁县委副书记；派秦西宁挂职格当村任第一书记。道路不好修路；校舍不行翻建；产业薄弱养牛、种蘑菇——在两位挂职干部的协调努力下，格当村在脱贫路上一天一个样。
　　没承想，苏麻弄小组扶贫的整村推进项目却遇到了“拦路虎”——因修活动场地要占两户村民的菜地，原本答应“让地”的村民突然变了卦。这可急坏了村里的干部们：施工方已经把设备和物资拉进来了，上级也要求报工作进度，可就是推不动。秦西宁说，这在政策上本来没有补偿的规定，谁也不敢开补偿的口子，不然会越来越被动。
　　格当村监督委员会主任陶应平是苗族，被安排和两户沟通，摸透“要价”底限，同时征求村小组长意见：能否动用小组的集体资金补偿。沟通下来，每家提出要2万块，否则免谈。村里干部一遍遍登门做工作，引来很多村民围观，大家都觉得为了集体的事情该让地。有村民还跟两家人吵起来：“政府给村里办好事为了大家，当初你们答应，现在又不让动工，这么做不合适！”
　　两家人见状，一来二去也松了口。他们说，当时同意是因为大家一起开会，碍于面子，类似变卦的事在农村多了去了。慢慢地，干部们也发现，问题症结其实不在于补偿多少，而是菜地金贵，本来六家的菜地连在一起，却只有两家让，他们觉得不公平。两户人家跟陶应平说了心里话，还拍胸脯说：“如果要让，就大家一起让，那样我们一分钱不要。”
　　闻听此言，工作队把涉及的六家人召集到了一起。道出原委后，干部们没想到的是，六家人都同意让地，没有一个拖泥带水。不仅问题得以当场解决，而且让出来的地块面积还比原来多出了两倍。工作队趁热打铁起草了承诺书，六户分别当着大家的面签了字，按了手印，还都不要补偿了。驻村干部感叹：群众工作方法很重要，农户之间相互磨合商量，胜过干部多少苦口婆心！
　　这次“菜地事件”，也让秦西宁想了很多。他说，类似情形其实在农村司空见惯，在“舍小我为大家”和利益实惠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后者。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作用凸显，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如今每个贫困行政村都派驻了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应是重要的工作内容——帮助贫困村制定村规民约、建立议事规则，培养“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自治观念，对贫困村的工作推进和后续发展意义深远。秦西宁说：“帮贫困村提高了村民自治的水平，就能留下一支撤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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