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原有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的动力开始转换，苏州也因此提前进入到转型的路口。江苏省委常委会提出，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大变革大变局时代之中，苏州要在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比较中，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本报记者 王海平 江苏报道
在承担了多年的改革开放“领头羊”、外向型经济“风向标”之后，苏州如何在更高水平上创新，继而在新一轮转型升级中做好“示范者”？
9月18日，江苏省委书记李强主持召开江苏省委常委会，就苏州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要求苏州突出“创新驱动、改革开放、城乡建设、文化传承”四个主攻方向，继续当好江苏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探索者。
会议在充分肯定苏州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作为江苏的标杆，苏州已站在了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在更高的坐标系中提升标杆。
2017年1-6月，苏州完成经济总量8290.12元，同增7%；实现全部工业总产值22256.58亿元，其中规上工业产值18855.67亿元，分别同增7.3%、9.5%。
江苏原省长石泰峰曾指出，“苏州经济稳，江苏经济才能稳”。作为中国经济第二大省江苏的经济重镇，自改革开放以来，苏州抓住机遇不断创新，在“农转工”、“内转外”时代获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取得了空前成就，是中国外资利用最重要的城市。
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原有利用外资发展制造业的动力开始转换，苏州也因此提前进入到转型的路口。
江苏省委常委会提出，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大变革大变局时代之中，苏州要在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比较中，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
应对外资困境寻找新动能
从历史发展看，苏州最大的优势在于外资。在高峰期，苏州的外贸曾占到长江江苏段以南5市的80%，而5市又占到江苏外贸的80%。
2010年前后，苏州产业向区域外转移现象突出。除了主动推动的以纺织服装、化工、建材等为主的传统产业转移外，作为苏州外贸支柱产业的以笔记本电脑加工装配为主的IT产能向中西部地区的“超预期转移”，以及为应对反倾销而推动的以光伏电池和组件为主的优势产能向东南亚等地区的转移。
苏州为此进行了积极应对，更加强调外资的质量和在转型升级中的引领作用。根据有关外资规划，苏州在“十三五”期间累计使用外资总量定为250亿美元左右，这比“十二五”期间减少了约170亿美元，平均每年减少了约34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苏州实际利用外资25.69美元，同比下降35.1%。
对外资态度的改变，显示出苏州已经意识到，原有依靠引进外资发展制造业的道路因为土地空间受限等因素已走不通，试图摆脱对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寻找新的动能。
9月19日，苏州花桥国际商务城与深圳前海东方瑞宸等进行深化合作，共建“垂直金融街”品牌，着力推进金融产业集聚发展。根据协议，东方瑞宸计划3年内在花桥直接投资30亿元，引进产业基金规模达100亿元，在全国管理不动产规模达300亿元，最终致力于新型产业的培育和壮大。
作为苏州外资转型的第一探索，昆山花桥是第一家台资银行大陆同城支行所在地，目前集聚了大金融类企业472家，资本总规模650亿元。初步形成了以资产管理、私募基金为特色，其他新兴金融机构为辅的多元化产业格局。
外资的利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转向高新技术领域（研发中心等），是不是就能找到答案？
美国自然阳光（NATURE’S SUNSHINE）集团董事会主席及首席执行官裴格睿（Gregory L. Probert）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对研发中心和生产线进入中国已在“计划、考虑”中。不过，首先考虑的是以最先进产品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和影响力，但会邀请来自中国的技术研发等专业人员进入。
“未来的外资会更加关注中国的内需市场。”裴格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江苏省社科院博士何雨认为，苏州经济结构存有短板，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原有发展路径的过度依赖。根据南京大学长三角研究中心的多年跟踪研究，苏州的外资很大程度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转型升级的高端价值链在中国的有效落地，苏州并不占优。并且，外资不能促使国民财富的合理流动和分配。
除了外资，苏州邻近上海的优势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已被弱化和稀释。而随着南通、嘉兴、宁波等城市纳入上海大都市圈，依靠上海，其他城市可以做的更多。
省委书记五次调研苏州
2016年，履新不久的江苏省委书记李强针对苏州的发展提出了“创新四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6年7月以来，李强已经先后五次到苏州进行专项调研，在创新与开放、实体与互联网业、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控制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发挥开放特色-增强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以及发挥传统特色优势等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思路。
在近几年的转型中，随着原有增长动力的转型，江苏多个省辖市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最大的标志是，“城市与产业紧密联系”，如常州石墨烯、无锡物联网、镇江低碳产业、泰州生物医药等。
受访的诸多学者、官员和企业人士指出，中科院在苏州的纳米所、医工所等成效显著。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研究员、江苏苏科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陈雯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从省委常委会的精神看，要求苏州不能依赖原来取得的成绩，必须要有大的思维转型，否则很难向前。陈雯认为，苏州没有自贸区、科技中心等平台，迫切需要除工业园区以外的国家级高端战略平台。
慈云蚕丝董事长范国荣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以丝绸为主的业务越来越好，希望苏州能有新的战略平台支持中小企业国际化。”
此前，在申报自贸试验区浪潮中，苏州获得了“开放创新实验区”定位。经济学博士后孙远东就此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内容有交叉，但这一战略的层级和力度都没有自贸试验区高。
孙远东认为，国家批复的类似各种示范区、创新区等，随着数量的增多政策的含金量也在下降。所以，苏州需要尽快复制自贸试验区等探索经验，避免落差太大。
曾在江苏省发改委供职过的现代集团总裁丁伯康博士对记者表示，近年来大数据、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快速，苏州的产业和企业如何能够利用新技术、新变革，使自己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上继续保持优势是一大挑战。
多位受访者认为，当下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前夜，在区位优势越来越弱的竞争条件下，发展更需要依靠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