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有一块领域，它的市场化成效最大，同时计划色彩最浓。这并不难猜，当属价改。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了《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限定政府定价的范围是“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稍早前，据国家发改委介绍，2016年政府管理价格的比重已经不足3%，我国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
　　明年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价格改革不仅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亦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从刚开始无所不包的政府定价，到现在的有限定价，价格扭曲得到最大限度的熨平，市场发现价格和形成价格的功能显著提升，从而支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这两大改革主题上，前者要比后者做得更好些。两年前，《中央定价目录》将中央的具体定价项目砍掉了80%左右，地方政府也相应缩减了55%的定价项目，不可谓不是动真格。
　　然而，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并且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愈加抬升经济运行的制度性成本，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问题。现在的中国经济，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定价“三足鼎立”，在电力、用水、医疗、交通、油气和粮食等竞争性领域，存在着政府定价（包括政府指导价）和市场定价之间的反复博弈，前者将其归纳为公用、公益和自然垄断，有着公平和稳定的合理诉求，后者则认为应当通过扩大市场化方式实现上述领域的效率及供给增加。
　　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价格管制，没有标准答案，只能是各自摸国情的石头过河。成品油定价机制并不成功，这一点连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公开场合都认为值得商榷。还有医疗服务价格，政府往往将价格定得很低，以体现医疗的公益性，但这种价格的扭曲，导致了以药养医和红包现象、医生不能体面获得收入，以及“看病难”和“看病贵”长期无解。
　　由于政府在社会经济中处于强势地位，如何将定价权力放进制度笼子里，是个难题。虽然政府定价的范围被压缩到了3%，但政府同时还拥有指导价及法定的价格干预这两把尚方宝剑，因此对市场价格的影响范围更加深远。
　　在此之前，时不时就有地方政府对牛肉面和米粉进行限价的新闻见诸媒体，被认为是过度使用权力。还有房地产调控，限价已经不新鲜，尽管毫无疑问出自公心，但毕竟与市场化方向有所偏差。
　　不过，对商品价格的政府定价仍是皮相，更复杂的来自对要素价格的管制，也就是对人力、资本、技术、土地的定价，这些价格放开的难度更大，尽管有稳增长的有利一面，但也同时压制了企业的创新和升级。因此，价改还需进一步啃硬骨头和过深水区，在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中找到平衡点，并让前者更具有弹性，引进阶梯和差异化变量，努力让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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