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中兴被美国封杀，这位76岁老人的背影令人泪目……
来源：环球人物
最近，有一张照片在科技圈刷了屏↓↓
在美国封杀中兴后，这张照片从中兴员工的朋友圈流出，照片上走在最前面、拉着黑色拉杆箱的老人是中兴创始人侯为贵，后面跟着的是中兴董事长和CEO ，他们在深圳机场，准备出发去美国。
这张照片配的文字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76岁的中兴创始人侯为贵老爷子临危受命，重新踏上征程。
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激活拒绝令，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销售一切产品，时间长达7年，禁令立即生效。这意味着，从4月16日开始，美国相关公司不能再跟中兴通讯有生意往来。
在核心零部件上依赖美国的中兴通讯，开始进入依靠库存运营的危险周期。据内部人士透露，中兴的库存只能维持一到两个月。如果在库存消化完之前还未寻找到和解方案，中兴通讯在短期内将面临“断流”“窒息”。
收到被封杀的消息后，76岁的侯为贵被请出山，他没有耽搁，立刻启程前往美国斡旋，为中兴争取机会。
作为中兴的创始人，侯为贵为中兴奋斗了30年，带领着中兴从默默无闻一步一步走到全球通信厂商第四的位置。
2016年，侯为贵退休。退休时他说：“我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希望卸任后生活丰富一些。”本以为能安享晚年，没料到他退休才一年多，中兴便遭此劫难。老人只好再次挂帅出征。
网友评论说：看着老爷子清瘦的背影，不禁鼻头一酸。
出生于1942年的侯为贵，比华为的任正非大两岁，与联想的柳传志、长虹的倪润峰、万向的鲁冠球这些企业家属于一代人，但在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中，他是最低调的，平时也很少能看到有关他的报道。
侯为贵是技术出身的企业家。在就职中兴之前，他曾做过中专老师，后来学校被改成航天部691厂，他便从老师变成技术员，历任技术科长、技术副总。作为691厂的骨干，侯为贵曾被派往美国学习，这令他打开了眼界，从美国回来后，他决定创业。
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43岁的侯为贵说服领导，以技术引进为由，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刚开始出于成本考虑，他做的是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虽然利润低，但一年也赚了35万元，为中兴通讯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年，他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年后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1993年，侯为贵等技术元老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并与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
因为年龄相近、创业时间相近、领域相近，侯为贵经常被拿来和任正非做比较，二人的较量也是业界常年的讨论题。
如今看来，华为发展势头迅猛，中兴似乎被华为甩在了身后，但在当年，侯为贵领导的中兴也有几次漂亮的胜仗。
第一次是CDMA之胜。
早期，中兴和华为的产品销售绝大部分依赖于运营商的订单。中国联通推出CDMA95的时候，因为并不顺利，任正非便认为CDMA95技术落后，转而重金豪赌技术更先进的CDMA2000。但侯为贵不以为然，他认为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于是继续全力研发95版的业务升级。
结果，2001年，中国联通第一期CDMA再次正式招标，业务对准的仍是原来版本的加强版，中兴通讯完全对标，中标了10个省共7.5%的份额。紧接着，2002年11月底联通CDMA二期建设招标中，中兴通讯又获得了12个省份总额为15.7亿元的一类主设备采购合同。
第二次是小灵通之胜。
2000年，侯为贵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坚持做小灵通。他认为：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
当时也有日本公司找到华为合作小灵通，但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理由拒绝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小灵通风靡全国，相信你我都用过。中兴靠着小灵通创收不少，甚至2003一年的收入中，三分之一都来自小灵通。
从这两件事也可以看出，相比于当过军人、狼性十足的任正非，侯为贵则像是稳扎稳打、精耕细作的“老黄牛”，反映在两家企业上，风格就更加迥异，一个走的是积极突进路线，一个走的是平衡稳定路线。
几乎所有人对侯为贵的印象都是：温文尔雅，宽容和善。学霸出身、做过教师的侯为贵，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类型，他稳健中庸，很少有过激行为。他曾说：“我跟踪了很多东西，一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大，我就发力，一看到机会不大，渐渐就放弃了。”
这样的性格做企业领袖，不知是企业之幸还是不幸，但无论如何，中兴已经打上了他的烙印，温和不仅是他的性格，也成了中兴的企业文化。
侯为贵常说，做管理，主要是接地气，一定要和一线员工、客户尽可能深入地沟通。一直到退休前，他还经常在一线跑，为的就是听到最直接的声音。
他对下属很亲切，和员工沟通，从来不居高临下，更多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只要不违反规定，什么都可以谈。
他不轻易否定一个人。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3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2016年侯为贵退休时说：“我留给中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侯为贵重人性，他的人性管理法令他的领袖形象很饱满、很接地气，在企业遇到危机之时，他的存在能产生一股向心力，让员工瞬间凝聚起来，为渡过难关而共同努力。
这次中兴受难，侯为贵一出马，便令士气大振，“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中兴上下再无旁观者。
当然，侯为贵与任正非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常年穿着一件朴素的夹克，拉链拉得很靠上，只露出一点衬衣领子；出差也一切从简，只坐经济舱，不住豪华间，经常自己带锅去酒店熬粥，不外出吃饭；公司的车库里停放着6辆奔驰车，但他一直开着一辆普通的捷达；他自己不配秘书，也不允许高层配秘书。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企业家身上的共通点。
他说：“企业赚点钱不容易。身为领导人，如果拿公家的钱去高消费，等于是浪费了员工的心血。”
在生活上，他保持着严谨的习性，散步、读书和休息的时间，在执行时分秒不差。
侯为贵把所有的热情都给了中兴。中兴有难，他便“奉命于危难之际”，上阵“杀敌”。
中兴之难，将“缺芯少魂”的问题，再次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
“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上阵的不仅仅是老将侯为贵，不仅仅是中兴，更是中国所有的高科技企业。
这场仗，我们必须打，也必须赢。回头看，当年中兴与华为何尝不是在技术封锁里诞生的？
凡不能毁灭我的，必将使我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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