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现代快报12月28日的社评《神木爱长沙，这是哪款“异地恋”？》后，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这是某种积疾的必然反映。
  我在机关干秘书工作十几年。所谓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并不是秘书没有写作能力，这也是给逼出来的。无论是起草文件还是给领导写讲话稿，必须做到保持与上面的文件、上面领导的讲话不走样。如果有一种新提法，领导审查后会要求你提供出处，你提供不出上面文件、上面领导讲话的出处，领导会毫不留情地划掉。一次起草的讲话稿中摘抄了上面领导的一种新提法，为了更口语化一点，在一句话中加了一个“的”字，领导审稿时为这个“的”字反复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去掉了。类似的情况不是个别，而是比较普遍的。在文件中常常出现“通知的通知”“规定的规定”之类，这是合法的文抄公，但没有人会质疑。那时候起草文件或讲话稿，首先是要把上面相关的文件、讲话稿、报刊的社论等找来作参考，说是参考，实际上也就是摘抄、拼凑而已，并没有自己多少东西。
  贯彻中央、上级的方针、政策、精神不走样，这是必须的。但这种不走样不是文件、讲话不走样，而是如何贯彻落实好，在贯彻落实中不走样。这就要针对本地区的实际，拿出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来，用贯彻落实的成效来证明不走样。应当说，现在各级政府机关的作风确实转变了不少。但从“神木爱长沙”等现象的出现，说明机关中一些积疾仍未根除，值得引起重视。
  南京 吴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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