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对于传销的关注下，刘李冰率领的反传销团队也迎来了求助和咨询的井喷。从曾经传销组织的A级头目到专职反传销，刘李冰与传销的“较量”已有8个年头。现在，刘李冰团队每次出动救助，都会额外收取求助人1000元至2000元作为补贴。除了刘李冰这样的民间反传销组织外，还有各种帮助寻回误入传销者的组织，收费从一两千元到八九万元不等。（8月10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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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是传销现象的日益严重与泛滥，才使得民间有偿反传销生意日渐兴盛。道理很简单，就如同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一样，若是控制住了传销的源头，又何来的民间有偿反传销的生存土壤？反传销“捞人”生意本没有存续空间，是什么催生了有偿反传销的存在，才是最值得拷问之处。
相比于民间有偿反传销者的执着与专业，政府专职机构则明显存在态度上的问题。传销所具有的危害性，整个社会都具有明确的共识。然而作为存续数十年的顽疾，却依然处于打而不绝、禁而不止的境地。打击的低效与无效化，既取决于传销行为的隐蔽性、流动性和调查取证的不确定性，更取决于打而不力、治而无效的责任追溯。
一个现象由乱到治，不能看末端的热闹与喧嚣，而应看首端防治的可靠和稳定性。在环境保护的责任倒查上，正是“既看事，又看人”，才有了史上最严的刚性措施落地。在打击传销上同样需要“看事问人”，并进行责任的追溯——源头何以失灵、传销何以坐大并泛滥成灾，当对“报而未查”和“举而未果”等行为给予追究。当公共责任真正坚挺了起来，反传销“捞人”生意才会真正失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