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村里有三个一般大的小孩。我、臭蛋，和妮娃。我和妮娃九岁，臭蛋八岁半。于是上学、嬉闹，小纠纷构成我们每天的故事。
　　 那年开学，臭蛋奶奶怎么也找不到臭蛋的通知书。那时的通知书就是现在的《素质报告单》，一页作业簿大小，上面有每学期的综合评语以及期末成绩。翻箱子揭炕席，抽屉里、裤兜、衣兜，翻遍也无果。我们不耐烦，要抛下臭蛋走了。臭蛋奶奶忽然大笑着，指指墙上胖娃娃的年画，夹在那儿呢！
　　 来到熙熙攘攘的校园，老师们已在教室前的小广场摆好课桌、条凳，每张课桌侧面贴上班级，桌面上摆好注册部和收费条。宝珠，爱读书的娃娃。我递过通知书，脸窘得通红。报完名之后，老师抬起头说：“孩子，我们谈谈。”广场上立刻充满了温暖愉快的氛围。我明白这是我们的班主任第一次摸底，区分学生品质高低。叫了好几个人之后，她叫到了我。“宝珠，你多大啦？你读过什么书？”她摸着自己的一条辫子，用欣赏的神情看我，又说，给我讲讲《海的女儿》吧！我没读过《海的女儿》，可是我读过《丑小鸭》。我看得出，她不是敷衍小孩，的确想听、在听。展开想象，我把自己从小人书上读到的《丑小鸭》一字一顿讲给她。我还补充，大姐考上了中等卫生学校，是乡村里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穿着姐姐的旧上衣、哥哥的旧裤子，脚踩妈妈做的土布鞋，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光彩，说不上深刻的理由，隐隐有一种自豪的底气。
　　 这个时候，另一个女老师来了，在班主任耳朵边嘀咕了些什么？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就离开了。
　　 班主任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你随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我心里好感动——老师把我一个人留下，让别人都走了。
　　 进了办公室，她的笑容像水纹一样消失了，用怀疑的目光逼视我。她问：“偷谁的钱？”我回答：“没偷。”她皱了一下眉头：“回去想清楚了，明天来告诉我。”随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别让我失望哦！”
　　 回到家，妈妈正在厨房做饭，她看了看我，压低声音问：“你偷了（顿了一下换了一个词语）、拿了妈妈的钱。”“嗯，在这，我买了几本小人书。在你夹鞋样的书里取的，以为你忘了。”没等我说完，妈妈就叹了口气：“家里多紧张，你们姊妹的学费就够难唱（陕西方言，困难的意思）的。你傻啊，也不告诉妈妈一声。”随后，她又说：“妮娃的姑姑刚调到你们学校，不知教的咋样？”
　　 第二天，我去学校，妮娃来找我。我不理。她哭着说：“你偷你妈妈的钱买书，我没‘汇报’给老师，是臭蛋‘汇报’给我姑姑，我姑姑‘汇报’给你们班主任的，我没想你挨训。”
　　 臭蛋在她姑姑班。哎，咋给班主任讲的？我和妮娃和好如初，想着找臭蛋问个究竟，学校大喇叭通知“请各班及时清理操场杂草”，我们拔腿就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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